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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堂公司地址 广东语文名师马恩来——高考四十年回眸与展望
2020-01-10 16:46:42

乐天堂公司地址 广东语文名师马恩来——高考四十年回眸与展望

乐天堂公司地址, 新闻背景 媒体声音

多维思考 适切话题

新闻背景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重大改革》的文章,宣布停滞了十一年的高考正式恢复。那一年的高考在隆冬12月举行。积压了整整十一年的历届学生一起走进考场。尽管570万考生只有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4.8%,但参加高考,对于无数青年,尤其给农村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那是被政策裹挟、被出身禁锢后,人们的命运与试卷再次联系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从此,中国开始了全民大赶考的节奏,伴随着这种节奏,中国顺带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与此同时,许许多多诸如俞敏洪,刘强东这样的寒门子弟通过跨越高考这扇龙门,从小乡村走进了大城市,成功实现了人生的大跨越。

从1977年到2017年,40年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高考的恢复,对于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40年来,高考制度从恢复、巩固到完善、变革,几乎从未停止调整的脚步。但在40年后的今天,高考几乎成为了应试教育的代名词,高考制度同样面临更深层的价值追问:高考所给出的,到底是一把尺子,还是一个机会?当考试变成择优汰劣的机器,那么教育的功能以及知识的价值是否也随之被轻慢?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的学生将高考视作他们一生唯一实现阶级流动的起跑线,而城市精英家长却已经提出了“赢在子宫里”的口号,面对代际资本累积和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高考的神话是否已经破灭?无论是仍然未能改观的应试化趋势,还是仍然存在的招生配额的地域不均衡,各种加分、保送生背后的特殊政策的黑洞,都表明高考制度乃至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而对于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而言,在价值日趋多元的今天,高考已不再是唯一的选项;高考也已从当年的精英化,进入大众化,并接近普及化,我们对“高考改变命运”的思维认识,是否有所变化?从考高考到考名校,我们在教育焦虑中是否怀有更深的“名校情结”?

40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一同回眸展望,也许更能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责任与使命。显然,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高考制度,需要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更加充满活力与自由的未来。

媒体声音

恢复高考意义维度

高考四十年改革完善维度

高考负面效应及反思维度

高考未来改革维度

一、恢复高考意义维度

(一)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

真正把“公平竞争”的精神请回来

恢复高考,改革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它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简单地恢复高考,而在于真正把“公平竞争”的精神请回来,将之确立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基本原则,确立为教育领域内的基本原则,并为以后将之确立为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基本原则张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决策是邓氏改革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一个突破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张少军《公平竞争,改革潮涌》(中华文本库)

恢复高考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尽管我们说高考有很多缺点,不能综合性考察人才。但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巨大。

——《社会学家李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中国之声)

(二)恢复高考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高考恢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重阶级出身到知识改变命运。当年走进大学的学子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给社会带来全新变化和思维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光荣与梦想。

——《“那三届”考生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的个体与时代》(高考专家)

是整个国家逐步走向正轨的标志。

让当初从学校走进工厂、下放乡间的年轻人,还有机会重返校园,接受教育,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因这次高考而改变。虽然当年录取率为4.8%,是中国高考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真正通过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还是极少数。但无论如何,1977年的高考终止了“文革”十年教育停滞的局面,是整个国家逐步走向正轨的标志。

——《新京报书评周刊》

开启了通过个人奋斗得以上升的通道

四十年前的恢复高考被那一代人描述为自己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它最激动人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通过个人奋斗得以上升的通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我们之所以幸运,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杰出,很重要的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特别知道改革开放的可贵。不仅在恢复政审制度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突破了1949年以后的很多框框,在不拘一格选人才方面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确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改革的这班车。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77、78、79级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紧密相连,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和捍卫者。他们凭借个人的努力和后天的成全完成了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其经历和智慧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那三届”考生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的个体与时代》(高考/专家)

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氛围

恢复高考首先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了人才,同时让无数年轻人改变命运,让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高考也是社会阶层有序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给无数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丰富人生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氛围,这个氛围对国家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对话嘉宾:四十年,多少人生在改变》(人民日报)

(三)恢复高考意喻着一场更大的思想与变革

思想解放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声

若说恢复高考的意义,自可去问那“开花的大地,解冻的河流”。而当我们每一次回首总能看到的是,当时间重新开始,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柳暗花明。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考试制度的改变,不曾意喻着一场更大的思想与变革。而我们尤其珍视的,是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一个国家所能够获得的对于进步的补偿,对于历史的启示。正如一名学者所说,“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而具体到微处,则是一个个个体生命与家庭命运的重大转折。不过,与其说是高考改变命运,不如说是知识改变命运。与其说是对高考制度的恢复,不如说是对蒙昧与迷茫的摒弃,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以及向公平、理性与科学的回归。

——杨耕身《高考40年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新京报)

二、高考四十年改革完善维度

(一)改革阶段及政策节点

恢复高考后,可以大体分为四个改革阶段

从1977年到1984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85年到1998年的改革探索阶段;1999年到2013年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大改革阶段;2014年至今的综合改革阶段。其中,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有着分水岭的意义,明确了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直接抓手,冲破高度计划体制的束缚。而世纪之交的大改革,举措多、力度大,包括“3+x”科目设置改革,探索一年两次考试、增加春季高考,实现计算机网上录取等。网上录取是高校招生的革命性变革,为实行平行志愿、一档多投、确保招生公平、公正,提供了技术基础。为校选材、为国育人、维护公平、改变命运……制度变迁体现理念进步

——《对话嘉宾:四十年,多少人生在改变》(人民日报)

40年来,最重要的政策节点

毋庸置疑,首先应提及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是教育界拨乱反正的起点,正常的教育秩序自此重新建立。之后,1985年5月召开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明确了将招生就业制度改革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改变计划体制把高校管得过多过死的局面。再之后,1994年到1998年,实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不再把高等教育看作是完全免费教育,而是形成了成本分担的新机制。再之后,就是1999年的扩招,从此以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进入大众化的门槛。现在我们预计在2020年前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新阶段。在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阶段,我们还推出了网上录取等多项改革。本世纪初以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打击高科技作弊,不断推进“阳光招生”,实施招生计划向贫困地区、向农村倾斜等多项措施,大力促进教育公平。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至关重要,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迈向纵深,朝向公平与科学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很多制度的变化,折射出理念的变化与进步。比如高考时间从7月提前至6月,取消了对于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等等,背后都是思想理念的变化。教育是重要的基本人权,取消年龄和婚姻的限制,体现出对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尊重,这是思想进步的体现。

——《对话嘉宾:四十年,多少人生在改变》(人民日报)

(二)考试要求及命题特点

恢复高考初期,“双基论”为命题的主要指导思想

恢复高考初期,社会经济文化尚待复苏,高考试题呈现出恢复、震荡并趋于稳定的特点。这一时期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和高考命题起指导作用的是双基论。“双基”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中小学任务是“教育学生为革命而勤奋学习,学好先进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具有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考试题明显带有“政治化”“劳动化”的痕迹,考试内容以基本知识为主,对基本技能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能力的层次,试题中记忆性的知识还占有一定的比重,从教材挖空式的试题还时常出现。

探索阶段,考试内容由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

过度重视知识的考查和对能力的忽视,逐渐带来了一些问题,也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反思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要把在应试重压下沦为分数奴隶和考试机器的学生真正解放出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由此,素质教育改革登上历史舞台,由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是这一时期考试内容变化的主旋律。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试题开始重视情景设置和材料的使用,陆续出现了一些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试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情景设置,表征着试题开始注重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这一时期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举措是标准化考试。1991年开始在全国所有科目中实行标准化考试。高考标准化改革加强了高考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控性,减少了考试误差,提高了考试信度和效度。标准化改革,使试卷结构日趋稳定和规范,试卷对知识和能力的考查更加全面和科学。

大改革阶段,“三维目标”考试内容改革的指导思想

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与之相适应,精英时代的“繁难偏旧”的命题思路逐渐被淘汰,减负、降难度成为这一时期高考命题的重要参考因素。2001年启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改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目标。“三维目标”理念成为这一时期考试内容改革的指导思想。试题更加注重对考生思维过程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考查。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维度,考查和引领并重。

综合改革阶段,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要求,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同年12月,教育部启动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不分文理科、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是本次高考综合改革的亮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逐渐增加,考试形式由“分省命题”向“分类命题”过渡;考试改革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进一步增强了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细致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规划未来。已走过40年历程的高考,必将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公平公正、科学高效选拔人才的要求,引导和促进学习方式和育人模式的根本转型,从而真正使立德树人目标在教育事业落地生根。

——周文阔 葛新《高考40年:历程和启示》(大众日报)

三、高考负面效应及反思维度

(一)高考与高考制度负面效应

高考抹杀创造性

北大教授汤超认为,现行的高考抹杀了学生最为可贵的创造性。现在高三的学生基本上是不学新东西的,他们就是刷题。这个刷题不光是浪费了一年不学新东西,而且把原来有的一点点好奇心,对科学、文学的热爱,可能也都刷完了。我接触到很多北大很聪明的学生,他们也都抱怨这个。韩国一位大学校长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有一天做梦,梦见了上帝。他对上帝说:“你太不公平了,怎么诺贝尔奖的名额一个都没有分给我们韩国人呢?”上帝说:“分了、分了,早就分给你们了,可是他没有通过你们的高考。”

中国的情况和韩国是一样的。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高考丧失了选才的基本功能

同济大学高教所张端鸿说,首先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讲,高考一是为了高校选才,二是保障社会公平。但是,从高校的角度来讲是挑不到合适的人,整个高考为高校选才的功能基本上是丧失了。

理论上,每一个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人才需求。我跟很多大学生交流之后,会发现很多人进来以后,实际上都丧失了学习兴趣,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人生有什么样的追求。所以,几乎每个人进了大学以后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转金融专业,因为金融行业的薪酬是最高的。各个专业都缺少把专业看作自己志向的人。

第二,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是不主动思考的,还是习惯于倾听,做作业,这样就导致我们整个大学学习的高中化。有学者做过关于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水平测试的研究,就是在大学入学和毕业两个时间点上对学生做测试,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生四年里面有显著的提升。但是,中国内地大学生是下降的,就是说大学毕业和高三毕业相比,水平反而还下降了。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高考形成了压力传导链

微信朋友圈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图片是这样的:在一个熟睡的婴儿旁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高考,成为了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需要面对的一场残酷竞争。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中国教育的口号,中国家长们从孩子还没上幼儿园起,就开始为十几年后的高考摩拳擦掌,唯恐落于人后。各种早培班、右脑开发、智力训练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全民对于教育培训的支出,甚至成了没有最贵,只有更贵的一个填不饱的无底洞。

而这一方面导致中国孩子从小课业负担过重,缺乏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家长对孩子说:只管读书,别的不用你操心。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逻辑下,父母成了保姆,包揽了全部家务,很多中国孩子甚至被不知不觉培养成考试机器,缺乏起码的生活常识,中国大陆出现的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开始令人们重新反思一切以应对高考为目的中国教育,也出现了钱学森之问。

——百家号《高考四十年:中国式竞争的缩影》

催生了“高考工厂”和小镇房地产的繁荣

在高考越来越无法改变命运的今天,中下层家庭对于高考的投入意愿和能力,却反向攀升到历史新高。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生意极度兴隆,衡水中学也开始全国办学的扩张性努力,然而大多数家庭的指望高考改变命运的愿景依然会落空,却催生了“高考工厂”和小镇房地产的繁荣。军事化管理的极端高考加工工厂、天价的学区房、以及公办学校通过改制实行高收费、改变义务教育和公办学校的公益性的营利行为,损害了教育的内在品质。

——老田“土逗公社”《高考40年,改变命运的只有两代人》

从考大学到考名校,竞争更趋白热化

随着大扩招,社会上对待高考的看法,从以前考大学独木桥,逐渐变为考名校独木桥——不是要上一所大学,是必须进重点大学、名校。在那个时段,恰巧开始实施985工程、211工程,高考录取的批次(开始设置一本院校、二本院校,后随着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增加,出现三本院校)更加明显,社会对名校的追逐,也引发基础教育出现“名校情结”。

分析985高校、211高校、重点大学的录取情况,目前每年的录取率大致为2%(每年985高校录取计划为19万人左右)、5%、8%,也就是说,211院校的录取率与1977年的考大学总录取率相当。换句话说,用改变命运来观察当下的高考,很多人会认为考上重点大学,才是考上大学,考上211院校,才可能改变命运。这样的高考竞争显然是激烈的,尤其相比40年前、30年前,各种应试装备(补课、培训)都更“先进”,竞争也就白热化。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高考不能完全保证我们期待的那种公平

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公平的期望,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高考公平最直观的表达。但事实上,高考不能完全保证我们期待的那种公平。

对部分农村生、家庭贫困学生而言,可能未必真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来自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在教育质量很低的农村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在城市,从小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在一张试卷上竞争,从一张试卷分数角度,是公平的,但教育起点和过程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数比城市地区学生低40分,这就是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比例接近60%,但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日益走低。过去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不够发,现在部分重点大学的学生助学金甚至都发不掉。

近年来,各地高中办学,出现超级高中,把全省的优质生源汇聚在一校或几校。每年,这些学校几乎囊括全省所有考进北大清华的名额,很多人把这认为是给底层学生改变命运的通道。可事实是,农村生、贫困生能考进超级高中的极少,反而,由于超级高中全省抢生源,挤占县中办学空间,令农村孩子考进重点大学的机会进一步减少。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高校自主权太少,“招办”变“照办”

河南大学副校长兼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志军认为,近年来,各省招生管理部门在向高校投档和高校录取时,基本都采取的是平行志愿的形式。在平行志愿录取规则下,学校的招办不再是招办,而是被戏称“照办”。

按理说,高考是为高校选拔新生服务,作为高校,应该考虑培养人才的个性、特色、综合素质发展等各方面,但现在高校录取时只知道今年我招的学生最低分是多少,最高分是多少,其他的你想了解也没有用。除了分数,我完全不知道招进来的学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但总分代表什么呢?很难说,有些是语文好,有些是数学好。高校在当前的高考体系下,它既无权也无责。高校只能关注培养学生的出口问题,前面的她左右不了,这是对高校最大的影响。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二)高考负面效应之反思

高考弊端:政府、社会、文化、家长皆难辞其咎

首先是文化因素。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影响。中国有着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对考试及考试结果的追求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是政府因素。高考是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产生的。现在早就实行市场经济了,就高校内部来说,高校学生就业早就是市场驱动了。但是招生还是计划驱动的,所以就会产生矛盾。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不仅管高考本身,还管录取规则、录取方式,除自主招生外,各高校都不能探索自己的录取方式。

第三是社会因素,社会和家长这种交互作用。比如状元这件事现在特别受民间关注,不但有省市县状元,还有分科状元,包括媒体也在炒作。这种风气让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我看过一个调查资料,只要有可能,85%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大学,50%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清华北大,从目前高等教育现状看,实现这一期望是不可能的。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应试教育”这一吞噬青春的形象扎根于中产阶层的意识中

北上广等大城市津津乐道的是,国际化高中里大部分学生或通过保送进入国内名牌大学,或被国外大学录取,这些免受高考折磨、“心智健全”的学生与“高考工厂”里的孩子形成了命运的鲜明对比。近年来,中产的“幼升小”、“小升初”等早教竞争神话,早已超越了“一朝金榜题名”的陈词滥调。最近的几片爆款文章《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中产教育鄙视链:决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幼儿园》无不暴露出了中产的“教育焦虑”,生怕孩子遭遇阶层下滑。于是,“起跑线”从高考挪到了小升初、幼升小,乃至需要“赢在子宫里”。

——吴他《高考恢复四十年》(国内思想周报)

中国社会对上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

在国际上,对高等教育有个基本的区分: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时,是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中国社会对上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这是严重错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的,是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养,接受任何高等教育学校(包括社区学院、职业学院)的教育,都应是有价值的。

本来,社会应该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调整对高考的看法。高考升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低时,升大学可以获得“特殊”身份,大学生特别珍贵。直到1992年,中国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行“国家包分配”,大学毕业生有“铁饭碗”。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高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也可改变命运。当高考录取率在有的省份已经达到接近90%时,还希望考上大学就获得“特殊身份”,变得不现实。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对公平三个原则关注不周

高考不仅要考虑教育公平,还有社会公平,现在大家对公平性越来越多地关注。而高考承载了社会公平这样的一种职能,在目前来看,这点上还是有些问题。

我们说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公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理解只是体现了公平的第一个原则,即机会公平原则。其实它并不是公平的全部内容,除了机会公平原则,还有另外两个原则。

一个是补偿原则。目前在高校招生中专门安排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专门招收来自贫困地区或农村户籍的考生,这就是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之上,考虑了补偿原则。

还有一个就是差异原则,人与人存在个性差异。在公平的三个原则中,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了公平原则,对补偿原则有所关注,但对差异原则关注得比较少。也就是我们首先要照顾公平,但是在满足基本公平的基础之上,对公平的其他方面也要关注,但目前我们考虑的还不够。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中国诚信体系还不完善

高考改革的理想局面,应该是招考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但是,由于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基本公平的期待,而目前有效约束权钱干预教育、干预招生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中国诚信体系还不完善,高考陷入大家都知道要改却难改的困境。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四、高考未来改革维度

(一) 更新思想观念

不能把“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主题曲

当高等教育已经要进入普及化阶段时,还以“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功能,这不但错位,可能误导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而且会制造社会的高考焦虑与教育焦虑。改变命运,渐渐变为高考和中国教育的难以承受之重。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如果高考一直背负着社会赋予其“改变命运”的沉重使命,就会依然存在诸多困惑。或许,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能再改变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只有消除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消除社会对人才评价的学历歧视时,高考升学、进哪一类学校,才能变为学生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成才出口”,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而这,需要改革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制度,等等。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

追逐名校,从好的一方面看,可以给人动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在制造应试的漩涡。一些在求学阶段感到进入重点大学无望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初中就萌生辍学念头,在一些农村地区,初中辍学率回潮。中考没有考入普通高中,进入中职的学生,容易有受挫感。虽然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在一些地区,中职还被视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心态中,社会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氛围,十分困难。这会直接导致教育的质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十分功利的教育观,即升学有用,读书无用。

2014年颁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并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推进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学校等级、身份标签,促进学校间平等竞争,由此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这是好的方向,要起到改革效果,有待于社会功利教育观的转变。

——熊丙奇《四十不惑: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大参考)

从“招分”转向“招人”

启动新高考改革,首先是要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问题。高等学校的类别有很多,层次也有很多,用一张考卷要考这么多不同的学生,显然不是很合理。比如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但考试不一定很擅长。那么这样的孩子参加高考,用分数定终身,对这个学生来讲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新高考改革要解决人才选拔的问题。大学需要的是那些有专业兴趣、有激情、有思想的学生,而不只是分数高的学生。因此,既要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不公平,又要改变“只招分,不招人”的现象,是这次新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

具体来说,高考科目采用“3+3”,也就是说,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基本依据。而新高考改革的一个突破,就是将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信息作为招生录取时的参考。

过去高考只有书面考试,只有一个分数,而现在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你的思想品德如何,你的体育锻炼如何,你参加了多少公益项目。这个虽然很难量化,但根据方案设计,可以如实把每个学生平时的情况客观地记录下来,在大学自主招生时作为参考。从“招分”转向“招人”,可以说是打破了过去以分数录取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徐蓓《不转变观念高考改革就会失败——专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教授》(中国教师)

应警惕“公平洁癖”影响高考改革进程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知识分子》主编谢宇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实际上对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她)能在父母没有教育背景、家里经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和你考一样的分数,实际上他(她)的能力可能比你强。比如说,在考生家庭经济地位比较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降低分数来考虑录取的,降低分数的政策可以因人而异,就像我们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其他因素考虑进去,对他(她)予以降分(录取)。

政策层面滞后和保守,到最后就导致出现公平洁癖。一旦社会出现全民公平洁癖以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在这个压力下,政府很难作为。所以,应警惕“公平洁癖”影响高考改革进程。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二)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试点方案需要不断完善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分析,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深化”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指试点逐步全面推向全国。按照原来的时间表,全国所有省份在2017年应该全部启动试点改革,也就是在2020年全面铺开,但是由于高考改革的复杂性,现在已经延后了。

二是需要不断完善试点方案,解决各地在试点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这是难点,也最为复杂。目前在浙江、上海等先行试点地,“3+3”(语数外3门统一测试,物理等科目选考3门)的考试方案中,已经实施的后一个“3”就遇到了一些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在方案设计之初没有预料到的,甚至和初衷相反,例如多次考试取最好成绩的做法,在目前中国中学普遍“以考试为纲”的背景下,使“学校教学秩序就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更复杂的是录取方案。新高考改革方案在录取上强调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这种录取方式是美国高校录取的精髓,但实际是定量评价基础上加定性评价。陈志文分析,对于定量,分数还可以保证公平,但定性评价部分,实际上更多是主观评价,很难统一标准化并量化,会不会导致不公平?

这是最敏感,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此次改革的焦点,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说需要深化。

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考试的覆盖面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认为,总理说深化高考改革,是时候回归到2010年制定规划纲要时的改革共识了。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时,很多专家希望高考改革向“招考分离”的方向努力。

但后来这个努力失败了。教育公平成为了阻滞改革的“幌子”实际上守护的是省招办的利益

未来三年,其他各省份都将启动高考改革。事实上先行先试的上海和浙江尚未交出成功试点的答卷,也拿不出可以推广复制的经验。

写入2017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化”应该落在“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考试的覆盖面”上,要“让更大范围的高校和更多的招生名额推动自主招生改革”。“没有自主招生的大学自主权是残缺的”。张端鸿认为,自主招生是大学自主权的起点。如果每所大学都不能按照自身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特点来招生,而是使用统一的替代性考试分数来考察学生,大学“千人一面”的问题很难避免,“基础教育也侧重于应试训练”。

“‘招考’不分离则应试考试不废除,最终所伤害的是整个教育系统,以及全体学生的整体利益。”

——财新网《改革将向何处去·解读2017政府工作报告》

(三)相关问题解决思路与举措

高考改革需要总结经验和加快立法

尽管近年来社会上诟病高考的呼声很高,但对于我国高考制度一直坚持的公平、公正原则是基本赞同的。人们对高考的批评多集中在招生过程,对于信息公开、社会监督、严惩腐败等最为关注,但对相关的制度建设很不满意;对因地区差异、学科比重、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等引发的问题,反应不一,但对于一些相应的改革还有所理解。为了使中国的高考制度更加规范、合理、科学、专业和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发展,考试法的制定势在必行。

当然,在中国现阶段制定和推行的考试法,不可能完全覆盖社会上的所有需求。本着“两利(或多利)相权取其重,两害(或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要有社会多方面的协商参与,而不是只强调“政府意志”和“行政角度”。对于每年的高考,应有专业研究者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联合评价,对于有益的改革探索、积极的局部实验和存在的各类问题,要有客观、务实的品评,并根据高考改革的深入,每5年做一次与时俱进的法律修订。

——程方平《高考改革需要理智和规范》(中国教育报)

高考改革需要教育社会的整体配合

要想使中国的高考制度更加可信、合理和科学,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当为不可或缺的基础。

高考的改革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知道,我们总在说“高考是指挥棒”,却没有深挖高考背后的问题,甚至把高考作为幌子或挡箭牌,当成在教育教学、制度建设、社会监督等方面不作为的理由。这致使高考的单方面改革举步维艰,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而其他方面的配合与支撑却十分软弱。

——程方平《高考改革需要理智和规范》(中国教育报)

建议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在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因此,建议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在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因为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考察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都是公平竞争。在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公正。

——《社会学家李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中国之声)

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

我们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那三届”考生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的个体与时代》(高考/专家)

应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

在教育体制上,要改革高考指挥棒。人才应该有多种选拔渠道,不能老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德国、法国欧洲国家,高校毛入学率也就百分之五十几,年轻人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工人,因为社会地位和薪酬和白领没有本质差异。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也是打通的,将来不想做技术工人了,再去考大学也没有问题。但反观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条路从初中毕业后就基本分离了。要想上大学就得上高中,一旦上了职高,再想进高一级学校深造就较困难。其实这两条路完全可以进一步打通。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真正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其实我们可以搭建两个平台的互通,这也是高考改革面临的新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的多种人才。

——《社会学家李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社会意义是抵制“走后门”》(中国之声)

大学要办出各自的特点

美国前一百个大学其实都不错,每个大学有自己的特点,在国外的小孩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上哈佛、mit,他(她)就是看哪个学校更适合自己,所以每个学校都对外宣传他们学校的特点,他们的培养方案是什么,什么样的学生可能喜欢他们。小孩也会去各个学校去看去选,这就是异质性,彼此不一样。其实最大的创造性就是来源于异质性,大家不一样。

——知识分子沙龙《高考40年之际的反思:如何在夹缝中寻找改革出路》(腾讯网)

多维思考

1. 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制度有怎样的意义?与紧随其后的改革开放有怎样的联系?

2.四十年来,高考与高考制度不断变革完善,其中有哪些重要的政策和时间节点?有怎样的改革举措?你是如何认识这些变革的?

3.有人说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是恢复了公平,但又有人说高考并未体现真正的公平。你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评价的?

4.从“高考改变命运”到“高考未必改变命运”,这种思维观念的变化,反映一种怎样时代现实?

5.高考恢复对于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但近些年高考又饱受诟病。现行高考和高考制度存在哪些弊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6.有人说,从“赢在高考”到“赢在子宫”,两种不同的“起跑线”,反映的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差异,也是代际资本积累的差异,同时意味着高考神话的破灭。你认同这个观点吗?请谈谈你的见解。

7.近些年,“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以高压训练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成为“高考工厂”的代名词而饱受专家和主流媒体批评,却依然顽强存在甚至不断扩展。你对此类“超级中学现象”,有何认识和评价?

8.在2017年的高考季,不论是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有关“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表述,还是清华大学对甘肃残疾考生魏祥所说,“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的话语,都刷爆了朋友圈,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高考制度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反思,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则看到了希望。你对此是怎样的思考和认识?

9.有专家指出,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社会的整体配合。你认为高考改革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适切话题

改变个人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

见证历史

思想解放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声

公平竞争,改革潮涌

公平:高考的灵魂

呼唤公平与公正

守望教育公平

历程与启示

“高考改变命运”之我见

改变思维观念

高考还是最公平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人生就是一场竞争

从“赢在高考”到“赢在子宫”

坦然面对

高考改革需要理智与规范

亟待建立社会诚信体系

作者介绍:

马恩来:广东语文名师,深圳市学科带头人、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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